11月23日，日本驻韩大使长岭安政与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代表两国在首尔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据18日发布的韩国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59%的韩国民众对本国签署这一协定签署持反对意见。来自韩国民众的反对汇聚到因“亲信干政”而爆发的抗议朴槿惠总统声浪之中，“抗议《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成为了韩国民众在要求朴槿惠下台游行中的又一诉求。然而与此相反，日本国内关于《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除了几大媒体作为新闻对此进行的例行报导外，几乎没有引起日本民众的特别关注。两国民众对同一问题表现出如此大的反差，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两国的政治环境。
对日本来说，《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早已经过了其国内的检证。早在2012年，日韩双方就已经达成协议拟定于6月29日签署这一协定。只是由于韩国方面在协议签署以前的1小时单方面提出延期要求，才使得《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搁置至今。因此，这次日本方面在10月宣布重启《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磋商以后一直采取公开的姿态，11月起在外务省网站上5次公布日韩双方交涉的进度。11月1日，日本在第一次磋商后公布的消息中就已经为新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定调，日方指出：“磋商是以2012年的方案为基础，结合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展开的。”换句话说，对日本而言相比于2012年的方案，新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没有质的变化。
对于韩国来说，围绕《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没有质的变化，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因为造成2012年协议延期的因素并未被排除。尽管韩方在2012年6月29日提出延期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但同年7月16日，时任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的金星焕向来访的前原诚司直言，日本推动要求撤除设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慰安妇纪念碑运动是韩方提出延期要求的主要原因。虽然4年后的今天，日本首相已经由当时的野田佳彦换成了安倍晋三，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却仍难以取信于邻。韩国民众反对《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不能与尚未反省侵略历史的日本加强军事合作”。既然面临强烈的反对，那朴槿惠政权又何必多此一举地签署协定，将自身进一步推到民众的对立面呢？
笔者认为，朴槿惠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正是其为了自救放出的又一“大招”。日本媒体认为日韩两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同时，协议还规定：“接受情报的国家不得向第三方提供”，这表明该协议是仅限于日韩双方的排他性协定。但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被排除的第三方的美国，不仅一直大力推动日韩双方的接触，更在协定签署后对此表示了欢迎。日韩两国同为美国在东亚的盟友，但由于历史问题两国却缺乏互信，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布局。不管美国今后是要重返亚太，还是要如特朗普之前所说放弃“亚太再平衡政策”，日韩两国携手在亚太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都是美国所乐见的。因而，对于《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发言人普莱斯明确赞扬到：“协定的签署有助于加强为遏制朝鲜的美、日、韩合作”。 而通过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得到了美国明确肯定的朴槿惠也等于在困局中摆平了外部因素，得以将精力集中于平息国内的不满。
但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3日的记者会上所指出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是冷战思维的体现，“有关国家加强情报军事合作，将加剧半岛对立对抗，给东北亚地区增添新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更何况，日美军事合作除了针对朝鲜之外，还蕴含着遏制中国的意味，而在这一点上，韩国与日美两国存在着温度差。毕竟对韩国来说，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无疑会降低中国在地区安全领域对韩国的信任，这是韩国首先要承受的结果。
与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一样，《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因其染上了浓重的朴槿惠色彩而遭到韩国在野党的批判。如果韩国政局在未来出现变动，那作为朴槿惠代表性政策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很可能成为“拨乱反正”的头号目标。尽管已经正式签订的外交文件不会被轻易废除，但其能否得到切实地落实仍要看当事政府的态度。因此，《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能否如美日两国所愿，把韩国绑定到美日亚太“战车”上前景仍不明朗。
（李若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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