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深度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政府部门到底该怎么用权才能实现善治，是亟须破解的现实课题。事实说明，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过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简政放权具有相当的艰巨性、长期性。我们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就要重在转换传统用权的“路径依赖”，加快形成新的“条件反射”，把用在“管”“限”上的过量精力腾出来，转而放在提供良好服务、创新服务形态、便利群众生产生活上。
作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简政放权一直是李克强总理的重要关切。近日，总理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化“放管服”改革座谈会，针对目前改革中仍存在的不到位、不配套、不衔接等问题，强调必须进一步转变理念，用政府自身一时的痛换来人民长远的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简政放权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总理所言，目前改革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中梗阻。近来就有媒体调查发现，在各地集中整治“奇葩证明”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如“无小三证明”“家庭妇女证明”之类还被要求出具，一些公证、银行等非政府部门成为索要证明的大户。
用“权力减法”和“责任加法”来换“市场乘法”，这不仅是政府部门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更是治理方式革故鼎新的重大跨越。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接续探索的过程，也是逐步转变政府职能、更新治理方式的过程。基于历史的启示，简政放权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剑指权力路障动真格，逐步营造透明、便利、公平的市场环境，对新动能成长、就业扩大、结构升级的支撑作用日显重要。
简政放权成效几何，不能只看数字上取消下放了多少，关键要看群众和企业办起事来是不是程序明白、手续简单、沟通顺畅。以此标准考量，很多举措恐怕还只是走出了第一步。就拿人们感受深切的“奇葩证明”来说，虽然有关部门开具的数量已减少，但社会需求依旧旺盛。比如，法无授权不可为，但“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等模糊条款还时常成为索要证明的依据；改革举措没有覆盖社会机构，由此产生“一边不开，一边还在要”的情况，不免带来“踢皮球”的尴尬；各地治理力度、进度不一，“政策夹缝”成为无谓证明滋生空间。种种现象折射出权力运行中的深层症结，相忍为国、让利于民的思想与作风尚未充分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细枝末节。
更要看到，今天处在深度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新矛盾新诉求层出不穷，治理难题接踵而至。政府部门到底该怎么用权才能实现善治，是亟须破解的现实课题。有些部门习惯当“操心婆婆”，大事小情全管起来，工具箱里也只有“管”这一件家伙什儿。这边刚心不甘情不愿地“被简政”“被放权”，转过身就又换个新名目，再管再限。这种“路径依赖”不改，这种“条件反射”不变，简政放权就不可能到位。有调查显示，行政审批在做“减法”，与之相伴而生的一些评估却在做“加法”，项目不断增设、费用日趋增加，在另一个方向上加重企业负担。事实说明，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过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简政放权具有相当的艰巨性、长期性。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当年李隆基用这8个字，点出了权力自身的奥秘：只有权力行使者不那么舒服，“受付方”才能少被伤害。其时代意义就在于，政府部门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就要“自讨苦吃”，不当“官老爷”，甘当“服务员”。随着社会演进，公权力不再只是威权工具，也不再只有一种打开方式，而成为一笔能以更多元的形态去造福社会的行政资源。我们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就要重在转换传统用权的“路径依赖”，加快形成新的“条件反射”，把用在“管”“限”上的过量精力腾出来，转而放在提供良好服务、创新服务形态、便利群众生产生活上。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避免以往“越管越死”或“管不过来”的弊端。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成为稳增长促改革的坚实基础，就要下决心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搬走“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之间的绊脚石，弥合改革进展与群众期待和经济发展要求之间的差距。我们固然要为短期内取得的成绩而欢欣振奋，但更要清醒认识到任务艰巨、前路漫漫，还需要持续用劲、久久为功。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