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酒驾公务员的“人道捐款”不合时宜

　　2016年11月4日，江苏句容市民政局工作人员酒驾撞死2人。记者了解到，朱某退居二线后担任句容市福利企业协会副会长，这是一个民间组织，民政局没有对他进行考核，他不需要到局里坐班。朱某当晚吃饭、开车肇事是8小时之外的个人行为，跟公务没有关系。11月8日，句容市民政局办公室负责人透露，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们将于今天组织员工为受害者家属捐款。（11月9日《现代快报》）

　　酒驾并酿成撞死2人的重大交通事故，属于犯罪行为，肇事者理应为此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这其间的代价，除了刑事责任之外，还有数额巨大的民事赔偿责任。甚至民事赔偿责任的履行好坏，对刑事责任的追溯有一定的影响。朱某作为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当恪守法律为底线，并出于职业的敬畏而作为表率。抛开其领导干部的身份，以一个普通人角色也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别说其肩负公职身份，无论是刑事追究还是民事赔偿，都应“一己承担”而无以规避责任。

　　不过，单位组织员工为受害者家属捐款，表面上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既为减轻肇事者赔偿的压力，又能提高对受害家属的赔偿额度，更能兼顾单位兜底的责任连带，似乎有一举三得的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朱某的开车肇事行为属于私人行为，跟公务没有关系，因而公权力也没有必要为其行为背书和买单。非理性的介入属于权力的滥用，也属于对违法行为的一种变相保护，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力并不亚于事故造成的初次伤害。

　　单位组织捐款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单位真好，连撞死人都有单位买单。”这当然不是一种酸葡萄的调侃，而是对公权力不恪守底线的指责。无论从法理上讲，还是情理上讲，谁犯罪、谁负责都是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让个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其才会基于后果的敬畏而规范自身的行为。反之，若是其有逃避风险或者减轻责任的暗道，有基于身份或者职业的替代渠道，其就会任意妄为甚至胡作非为，并把法律、纪律视为儿戏，及至“知法犯法”。

　　事实上，这种担忧正是一种亟待正视的现状。因为有了捞人的潜规则，才有了“我爸是李刚式”的嚣张，也正是基于有了单位人道主义式的捐款，或者以公权力在背后的影响，才使得公职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至于出红头文件为犯罪分子开脱的案例，在现实中也并不少见。譬如2014年，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请示的理由是“不想搞垮一家企业”。

　　如果说红头文件求情令法治蒙羞，那么为酒驾者捐款同样令法治蒙羞。因为权力和身份的影响，而有了“单位捐款”的利益附带，在替当事人变相开脱之时，也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并给人“特权保护”的嫌疑。故而，捐款的“人道之善”，其实有着“违法之恶”，颠覆了公序良俗与法律底线，那么善意有多大，则恶意则有多重。假若此举成为常态，那么其污染的将不是水渠，而是整个源头。总归，为酒驾公务员的“人道捐款”不合时宜，那是对法治的羞辱，也是对公平的践踏，更是对情感的伤害。对于此种行为，不仅要有个案的是非之辨，更要放大到整个社会的层面，进行举一反三的反思，才能真正明辨是非与好坏，由此重塑规则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