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几个电信骗子易，修复受损的社会土壤难

　　引发人神共愤的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随着案犯悉数归案，终将淡出公众关注视线。对有关部门而言，案件尘埃落定，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了？当然不是。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抓几个电信骗子易，修复受损的社会土壤难；因为，不修复受损的社会土壤，类似悲剧就有可能像割韭菜一样反复重生。

　　徐案发生后，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在之前的媒体报道中，安溪被称为电信诈骗高发地区。高峰时期，每天从这里发出的诈骗短信多达数百万条（9月1日《新京报》）。

　　人死不能复生，后徐案时期，如何预后防范悲剧“前赴后继”重演，也许更具现实意义。而要有效预后防范，当下时髦思维“问题导向”不可或缺。“问题导向”之前提，是要真找、找准真问题。徐案虽属极端个案，但案件背后，却让公众明明白白地看到，当下类似案件的发案机理和案件因应的三大难题。

　　首先，难就难在，就经济根源而言，事发地拔不掉的穷根，源源不断地衍生着铤而走险的骗子。徐案6名嫌犯有着殊途同归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他们出身贫寒，不爱学习，未及成年便出门打工，然后早早结婚生子。几乎从徐案伊始，一名有着相似前科的当地人就持续关注此条新闻。他从6名嫌犯身上看见了自己曾经的影子：家庭困难、初中辍学、打工没挣到钱，继而铤而走险，加入电信诈骗。相关官员坦承，当地从事诈骗者具有年龄低、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条件差的共性。就公共治理观察，上述至少暴露出一些地方的两大缺陷：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未能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理想状态；二是多年来扶贫效果骨感不彰，未能拔掉穷困地穷根。从社会现实看，曾经被一代国人视为奋斗圭臬的“劳动致富”“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成就未来”等人生理想，在一些地方非但并未灵验成为现实，反而庶几成为梦幻泡影。人们看到的现实尴尬是，一些地方无知与贫困互相作用，恶性循环。

　　再者，难就难在，就文化根源观照，民众价值观错乱程度正由扭曲向倒错恶化。当地一名警官认为，安溪电信诈骗之所以屡禁不绝，甚至转移到外地作案，根本原因在于犯罪土壤还在，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让人错愕发指的是，一些诈骗者居然将诈骗视为一种职业和谋生出路，甚至一家人一村人都在骗。对“电信诈骗何以屡禁不绝”之天问，多位受访人士也承认，是一些人价值观错乱。基于错乱价值观，诈骗者失守道德底线，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原本，穷与骗本无必然联系，穷不一定要去骗。华夏祖宗早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穷不失志，富不癫狂”古训，更何况，当下社会更有成文“公民道德规范”和“核心价值观”规范，且辅以年年岁岁持续不断的文明建设倡导引领。无论如何，民众价值观错乱倒退，说明相关地方多年来的文明教化倡导已然落空。

　　此外，难在难在，就公共治理审视，当地治理电信诈骗满足于治标不治本。公允而论，对电信诈骗，相关地方不是没有打击，而是未能根治。虽然打了，但土壤还在；作鸟兽散，但鸟兽还在。近年来，当地政府对电信诈骗持续打击，一些安溪人转移至外地重操旧业，此次涉徐案6名嫌犯便是在江西实施犯罪。2004年《瞭望周刊》曾报道：安溪是我国手机短信诈骗“大本营”，设在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经是“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安溪境内一天发出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今年3月，广东破获一起假冒博彩网站诈骗案，涉案金额达1.4亿，日均万余人被骗。警方证实，该团伙11个股东全部来自安溪长坑乡，其中多人有诈骗前科。近几年，尤其是打击电信诈骗行动以来，安溪本地诈骗基本遏止，但一个新的趋势是，安溪部分犯罪嫌疑人转移到外地甚至越南缅甸进行犯罪活动，意在逃避打击。事实胜于雄辩，你们敢说打击电信诈骗达到了防范结合、标本兼治的显效长效了吗？

　　就个案而言，抓几个电信骗子，或许可以告慰徐玉玉在天之灵；就预后而言，抓几个电信骗子，肯定不足以对类似“王大胆”们形成足够震慑。对相关部门而言，现时面临更紧迫、更艰巨的现实考验恐怕是：抓几个电信骗子易，修复受损的社会土壤难。对由徐案激起的空前全民公愤，用纳税人钱供养的相关部门的“把关人”们，有责任还社会一方净土，给公众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