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创新又是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与19世纪英国的关系、李斯特与德国崛起的关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20世纪美国的关系，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主动创新和创建，而是教条主义地照搬国外已有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的创新与经济的崛起和赶超。因此，不应该认为，中国还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而中国既无条件也无必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从根本上来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产生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每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是特殊时代的产儿。特殊时代产生新的特殊经济现象和问题，当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给出科学解释时，创造新经济学理论的大师便应运而生了。
从当下时代的最重要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前景未卜、出路不明;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并且充满希望。
从当下时代的特点与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来看，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对已有的两大主要流派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具体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道路和模式，而且也无法为金融危机之后的西方发达国家走出经济低迷状态提供新的真知灼见，除了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摇摆外，很难再有什么真正的理论创见。而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是它们的混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周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当然更不能解决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生态危机等难题。
另一方面，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这种理论不能较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必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及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经济制度，更不能较好地解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这就意味着，产生新的经济学大师的时代到来了。新的经济学大师不可能从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或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人中产生。相反，大师一定是从能够批判地扬弃已有的两大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中产生。中国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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