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哥伦比亚大学2015届统计学231名硕士中有八成是中国人，不禁为国人在数字方面的天才表现五体投地。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将中国社会的落后归因于缺乏“数目字管理”。以我的理解，他大概是说国人向来喜欢从道德的角度检视一切，或者像胡适批评的那样，大多是“差不多先生”，而缺乏量化分析和精细化管理的自觉。不过这条新闻似乎表明我们已经实现了“逆袭”。
如果说中国学霸承包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系这样的“壮举”，只是象牙塔里的小众化奇观，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的话，我还愿意用近年来一些社会细节中流露出的对数字的痴迷，来印证这一点。比如，学者杨宜勇曾经发布过一个报告，根据他的监测评价，2010年的时候中华民族已经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再比如有单位在招聘人力资源部助理时要求身材是“胸围85cm、腰围67cm、臀围90cm”。这些细节，简直就是当下社会在“数目字管理”上一骑绝尘的缩影。
几个粗略的数据，就能量化内涵丰富的民族复兴大业？招聘中对身材做出如此“精细化”的规定，也被社会舆论讥笑得厉害。的确，我们在量化分析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能说明一切。
就拿股市泡沫这件事来说，前些年中国股市在往6000点狂飙的时候，曾有学者结合市盈率、市净率以及股市历史数据等指标，进行了复杂的统计分析，试图证明中国股市曾经存在泡沫。世界上的经济学家们也建立了很多模型来分析股票价格泡沫，比如席勒的Fads模型、艾伦和戈登的Churning Bubbles模型等等。但是有一次，记者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您是用哪种数据模型分析出股市存在泡沫的？”弗里德曼直言相告，他没用任何数学模型，只是在家附近的酒吧里，听到顾客们乃至酒保都在谈论股票涨跌，就由此断定，股市有泡沫了。一目了然的征兆和现象，有时候比数据更有说服力。
几乎每年，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新闻，各省市GDP相加值一般都会超出全国GDP几万亿元。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今年年初在我国演讲时说，咱们中国的经济数据“有点像科幻小说”，不过他同时认为美国的经济数据也很像科幻小说。言下之意，不管在哪个国家，统计数据有时候并不值得迷信。
我之前读到过两本书，对数据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涂子沛在《大数据》这本书里强调“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认为“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则写了一本书《统计数字会撒谎》，书名就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怎么看待数据，就一直这么矛盾和纠结着，需要时各取所需，不需要时各行其是，全在一念之间？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