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这是一个永远讨论，但却很难得出最终答案的话题。近日，伴随着安徽霍邱县熊正青夫妇为儿子请求“安乐死”的新闻报道，它最近再度进入舆论的视野。
不论如何辩解，在法律上，毫无疑问，安乐死是对个体生命权的侵犯，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构成刑事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有人主张，在犯罪构成要件中，为病人减轻痛苦，为社会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可以构成违法阻却事由，使得本身客观上符合故意杀人的行为，不为刑法所规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违法阻却事由呈现高度法定化的前提下，靠个人理性的推定是不能增加违法阻却事由的范围，这是推行安乐死所遇到最大的现实瓶颈。
然而，在道义伦理上，安乐死却是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在西方学者的观点中，对个体生命的处置，有三条原则：一个是保护生命的原则，意味着不论何时，生命总是第一位的，个人无法处置；一个是解除痛苦的原则，在此原则下，如果生命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可以选择放弃；还有一个，是自主的原则，强调个人意识，个人选择的自由，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对生命权“任性”一下。
在伦理上，特别是结合个案，确是有实足的理由来推行安乐死制度。当个体面临身体的灾难，继续承受这份无医疗意义的痛苦，是残忍的，不仅于病人，更是对其家人、朋友。
基于此，不少舆论认为，应该给以安乐死以法律上的地位，从而让痛苦的人安详的死去。纵观当下的新闻报道，支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法律虽然适用于个体事件，但法律是规范的。正是因为这种规范使得法律具有很高的抽象性。这就意味着，法律规范必须能够反映社会的群体需求。
正是在这样一种要求下，法律不仅要顾及申请安乐死的一方，还要考虑到当下其他的社会需求：社会观念的现状，医疗技术的水平，以及全体社会成员中对于“生命”的普遍理解。
在安乐死的纷争中，法律和道义似乎出现了矛盾，出现了选择不一致的情况。
但仔细分析，法律所保护的个人的生命健康权，法律所保护的个人权利，与道义上的生命的宝贵和人的自由，并没有出现截然的区别：为何不允许安乐死，虽然有违选择自由，但是却是为了生命健康。两者相比之下，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生命健康权远远高于选择的自由权。
在实践中，承认安乐死的国家并不为多数，只是存在于少数国家和地区。这说明，安乐死作为一种伦理上有话语权的制度，存在一定的生命力；但要真正的，在制度上获得支持和承认，并非匆忙之间便从确定，还是有一条更长的路。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