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中国经济网评论员梁瑜认为，道路属于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收益应该共享，这是公众的权利。遗憾的是，委托经营公司的道路停车收费不统一、少监督，政府收取的费用不公开、不审计，公众在这项公共资源的收益上根本没有话语权。
资料图片：北京，汽车停靠在路边政府划定的车位上，车主每次动辄要付出十几元甚至数十元的停车费。（来源：CFP视觉中国）
我国已进入汽车时代，但开车还真是一件蛮拼的事情。在北京，你要被限购、限号、限行……各种折腾，好不容易开上车了，还要面临蹭蹭上涨的停车费和习以为常的道路拥堵。现在还有个问题，那些年交的道路停车费都去哪儿了？
据媒体报道，北京每年停车费进账10亿，却只有3.9亿进入财政；天津有2.4万个车位收钱，却没一分钱上缴。这笔以行政事业名义收的钱很大一部分不知所踪，另一部分进了政府口袋，但如何使用，亦不知晓。
我们不怀疑收取道路停车费的合理性。道路是公共资源，谁使用谁缴费，对开车的人收费，也体现了对不开车的人的公平。另外，收取的停车费若能用于改善交通管理、扩容停车位、缓解拥堵、提高资源利用率，也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道路拥堵未见缓解多少，钱却不知去向，“圈地收钱”更是司空见惯。
在大街小巷，这样的场景，也许你我并不陌生——开车人和穿黄马褂的收费员讨价还价，“便宜点儿吧，不要票”，收费员在半推半就中收下了钱。显然，占这个便宜的收费员只是利益链的最末端。那么，谁有画线收费的权力？谁能定价？谁在监管收费的执行？
以北京为例，长期以来，停车管理需由市、区、县相关主管部门委托经营，受委托公司需到相关部门申请备案，并以税务形式上缴利润。
之前，在北京停车收费市场上，“独领风骚”的是“公联安达”、“京联顺达”两家公司。前者为国企，后者则是通过违法手段将国企转为私企。2006年至2010年间，公联安达董事长贾维收受了京联顺达总经理祁力200万元的贿赂。这起贿赂案曝光后，“双达”渐衰，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各区的区属停车管理公司、规模较大的跨区级停车管理公司以及众多小规模私人停车管理公司。
事实证明，委托经营、变相分层承包的模式很难带来实质上的公平，不一定能规范停车管理，却很可能因垄断经营导致利益分配上的“暗箱操作”。所以，民众对停车费的直观印象往往就是“坐地收钱”。有时，你交了停车费，当车被剐蹭时，还无法找收费员问责。
那么，进入政府的那一部分停车费又做何用？北京市2011年曾公布，2009年向企业收取的占道费为3372万元，2010年为2110万元。但随后3年，收入没有再公布。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虽然现在三公经费已经公示，但“城市道路临时停车位”的设置、收费标准和作为财政收入项目在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中的管理，我国的法律规范尚未有统一和明确的规定。是不是被当作了“小金库”？无人知晓。
道路属于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收益应该共享，这是公众的权利。遗憾的是，委托经营公司的道路停车收费不统一、少监督，政府收取的费用不公开、不审计，公众在这项公共资源的收益上根本没有话语权。道路停车费究竟去哪儿了？希望公众的一再逼问能尽早得到明确的答案。（中国经济网评论员 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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