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谈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

2014年09月19日 11:12   来源:中国网   晓岸

  【基辛格在91岁高龄之际出版了新著《世界秩序》。这部宏篇巨制以诊断美国外交政策为己任,对世界主要力量的秩序观逐一进行由古到今的发掘,不认为“真正的全球性的世界秩序曾经存在过”,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适用于欧洲的准则,美国遵循着毫无历史感或地缘政治思维的“高贵外交政策”,中国、伊朗、俄罗斯、印度则各有其独特秩序理念,暗示将诸种社会融入对于秩序的共同追求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冲突的风险与合作的机遇一样大。

  由于这本文字艰深晦涩、知识架构极其丰厚的书刚刚在美国上架,尚来不及消化其中的内容,今天只是选出其中论述印度的章节简化后介绍给大家。这样做,是因为习近平主席正在印度访问,基辛格的论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印度并理解这次访问的重要性。让我们看看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是怎样描述一个“聪明的印度”的。】

  印度长期以来处在不同世界秩序的交叉点上,不同文化范式和传统的谱系在印度交叠,比政治边界更对印度产生影响。在印度的漫长历史中,当她处于统一王朝状态,文化影响漫及周边;当她陷入分裂割据,便成为入侵者、贸易者、探险者的诱饵,在遭受劫掠的同时也与侵入者文化相融。

  中国总是能将侵入者成功同化。相比之下,印度以面对外来者野心的超级平静来战胜他们,而不是令他们归顺印度的文化或宗教;将外来者的成就和不同的教化融汇进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却从不对新生事务显露惊奇。面对印度人的超然,外来者可能获得了暂时的优越感和自重感,而印度人的隐忍又成功确保了印度自身的核心文化免被外来影响攻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印度的各种基础性宗教并非从弥塞亚的幻境中得到启发,而是见证人类真实存在的脆弱性,帮助人们从无法摆脱的现实命运中寻找安宁和慰籍而非进行自我救赎。

  在印度教的宇宙观中,世界秩序被一种有着不可思议巨大规模的不变周期率所掌控---数百万年光阴荏苒,王朝衰落导致宇宙崩溃,然后再生,新的王朝崛起。每一波外部入侵者的到来和离去---从波斯人、巴克特里亚希腊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蒙古人、莫卧儿人到不同国度的欧洲人,都陷入这个永恒的矩阵,能够忍耐并最终超越时间轮回的只有印度人的真性。

  古印度的政治家、哲学家,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大臣考底利耶根据他亲身参与的战略和外交实践写下了《政事论》,在其中提出了如何以中立、联盟、颠覆、侵占等方式建立和保卫国家的观点,描述了一个经世致用的世界。对考底利耶来说,实力作为最重要的现实产品是多维的,构成实力的各种因素是相互关联的,综合运用它们就能达到领导者的战略目标,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帝国。

  于欧洲思想家把他们在陆地上遇到的实事转换成均势理论之前一个千年,《政事论》就已经发展出了“曼茶罗”理念:世界就像一系列的圆圈,在各层圆圈中,一个国家最直接的邻国总是被视为敌人,而紧邻着的外圈,即敌人的邻国则被视为朋友。

  欧洲理论家将均势视为外交政策的目标,设想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国家间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而在《政事论》里,战略的目标是征服所有其他国家,均势平衡是通向胜利道路上必须跨越的障碍。在考底利耶眼中,王朝应优先追逐利益而非荣耀,明智的统治者应当从邻居的邻居中寻找盟友,最终建立以征服者为中心的同盟体系。从此意义上讲,考底利耶更像拿破仑、秦始皇,而不是马基雅维利,他的思想只能为征服而非构建国际秩序提供指导。

  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印度因其肥沃的土地、富足的城市和辉煌的文化技术成就而成为侵略与更迭的目标,来自中亚和西南亚的一波又一波征服者、探险家在此建立起众多王朝和公国,次大陆因此与大中东连接到了一起,彼此在宗教、种族、战略敏感点上的联系延续至今。由外来者建立的莫卧儿王朝最终统一了次大陆,这是一个印度教徒占多数但地区认同感支离破碎的国家。

  是西方将印度从一个伟大文明重塑为现代国家。欧洲人在16世纪的抵达从一开始看算不上是重大历史事件。为了与富庶的莫卧儿王朝通商,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的私营公司争相在次大陆建立据点,其中英国人的势力范围拓展最快,商业行为最终发展为殖民主义,英国成了印度的宗主国。在决定把印度当作“单一的英制单位”加以管理之后,英国用铁路、英语和对当地精英的技术培训改变了印度,也使印度人意识到自己是外国统治之下的实体,重新唤醒了印度精英击退外国影响而独立建国的意识。

  印度实现独立并在世界上获得位置的方式体现了其多元化的历史遗产。通过与不同的征服者共处,印度人自身文化的坚固性和非凡的心理素质相结合,最终实现了幸存。就像两个世纪前的美国人,印度人用在英国人创办的学校里学到的自由理念来反抗殖民统治者。圣雄甘地诉诸英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其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被历史证明是送走英国人的有效方式。

  现代印度不仅将独立视为一个国家的伟大胜利,更当作普世价值原则的胜利。就像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印度的早期领导人将国家利益等同于道德正义,同时更注重运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维护他们在国内事务上的自主性,对在国际上促进民主和人权则兴味索然。尼赫鲁总理强调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印度的国家利益,而非国际友好之类的东西或者建设与国际体系相兼容的国内体系。他和他之后的历任总理都致力于提升印度的外交政策,将印度打造成国际道德权威。他们成功促使印度这个新生国家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大重要要因素和全球均势的一部分。

  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内容与一个“平衡者”在均势体系内采取的政策有所不同。印度对驾驭国际体系不感兴趣,不愿像一个平衡者那样站到相对弱势的一边。她不正式加入两大阵营的任何一边,不被拖曳到并不影响印度利国家利益的冲突中。在冷战的世界里,印度机敏地评估均势状态和主要力量心理,巧妙地运用正义道德主义,将谈判策略转变为伦理原则,换句话讲以中立超越权力政治,将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调和起来,从而在两大阵营中同时赢得支持,进而获得行动自由。

  尼赫鲁宣布印度立志成为在两大阵营之间把握正确航向的全球性力量。但他并没有止步于中立,而是凭借印度逐步建立的军事力量和并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会同拥有类似思维的国家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印度不愿因卷入欧洲的分裂而触怒距她只有数百英里远的苏联,使这个超级大国转而支持巴基斯坦,也不愿冒掀起国内穆斯林种族仇恨的风险涉入中东纷争,还拒绝就北朝鲜对南朝鲜、北越南对南越南的行为作出评判。印度领导人拒绝把自己同其所认定的发展中世界的前进性趋势隔绝开来,也拒绝承担来自苏联的敌意风险。

  与印度对世界秩序抽象原则的理解相伴的,是印度在地区层面提出的“主义”。正如美国早期领导者着眼于美国在西半球的特殊作用提出了“门罗主义”,印度给她自己在东印度群岛与非洲之角之间的印度洋地区务实确立了特殊位置。就像英国对待18、19世纪的欧洲,印度致力于阻止在广阔的印度洋地区出现另一支主导性力量。美国的早期领导者在提出“门罗主义”时并未征求西半球其他国家的同意,印度在她拥有特殊战略利益的地区也是基于其自行定义的南亚秩序推行外交政策的。尽管美国和印度在冷战期间经常发生观念碰撞,但苏联解体之后,他们在印度洋及其周围地区基本上平行行事。

  冷战终结后,印度从对外冲突压力和社会主义迷恋症当中得到解脱,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印度的公司现在已在一些世界主要产业中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变化也反映到印度的外交政策中,其面向全球特别是非洲和亚洲的伙伴关系以及在多边经济和金融机构中的作用得到加强。除了经济、外交影响力的增长外,印度的军事能力也显著增强,这包括其海军和核武库建设。用不了多久,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被与其立国进程相关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复杂化了,最复杂的因素要属其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中国等邻国的关系。他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是上一个千年各种力量在次大陆竞逐的“遗产”,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接受英国人在1947年划下的次大陆边界。

  另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是印度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事实上印度本身就是穆斯林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经常被视为一个东亚或者南亚国家,但她与中东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她自身拥有的穆斯林国民数超过巴基斯坦总人口。印度依靠包括民主制度和民族主义在内的国内政治原则来弥合社会差异,避免中东的政治动荡和宗派暴力东渐,但好的结果并非预先注定。阿拉伯世界激进主义的扩张或巴基斯坦内部冲突的外溢都可能导致印度内部压力的加重。

  今天的印度正在奉行一种外交政策,致力于划一条从中东到新加坡再到阿富汗北部的横跨半个世界的均势平衡伸展弧,在此基础之上确立地区秩序。这种政策在很多方面都与前英国统治者管理印度时执行的政策相似。印度与中国、日本、东南亚的关系则遵循一种类似于19世纪欧洲平衡的模式。像中国一样,印度毫不犹豫地利用美国等远方的“野蛮人”达到在自己所在地区的目标,同时用楚楚动人的语言包装自己的政策。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和印度时常会讨论全球框架下的美印战略协调,但这种协调事实上只局限在南亚地区,因为印度传统的不结盟政策挡在了形成某种全球性安排的道路上,也因为美国和印度都不希望采取同中国相冲撞的政策。

  就像19世纪的英国不得不加大全球介入以保护通往印度的战略航道一样,21世纪的印度认为自己必须在亚洲和穆斯林世界发挥战略作用以阻止这两个地区被她所认为的敌视性的国家或意识形态所主导。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将会继续利用其与“盎格鲁半球”英语国家的天然联系,也将继续尊崇“尼赫鲁遗产”以确保其在与亚洲和中东以及主要威权国家关系中的行动自由。印度的经济扩张计划要求在这些方向上保持财富和资源的准入权。随着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不同地区的国家开始在这里寻找支点伙伴,谋建新的地区秩序。印度的战略不会允许在阿富汗出现真空、在亚洲生成新的霸权。

  在莫迪新政府的领导下,印度将重新致力于改革和经济增长,从而获得追求其传统外交政策目标的新增活力。莫迪政府将会认为自己处在一个能以新方式处理诸如与巴基斯坦或中国关系这样的历史问题的位置上。当印度、日本、中国均处于强有力且富战略思维的政府领导之下,他们相互之间加强敌意的可能和大胆解决争议的机会便同步增大。

  无论事物怎样发展,印度都将是21世纪秩序的一大支点: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基于其地缘、资源、复杂而老谋深算的领导传统,以及在不同地区战略思维、意识形态和秩序观念的交汇位置。

(责任编辑: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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