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位另类官员——48岁广西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何文凯。看到一则“二十万悬赏清官”帖，他在实名微博里写下，“我缺钱，我对二十万感兴趣，请楼主组织人扒我，然后帮我讨要二十万！”
不管何文凯清廉与否，当其选择了“人肉搜索”，实际上亦把自己置于了“不规范监督”的现场。就算是网友经由搜索证明了何文凯的清廉，在无边界的搜索中，他招致的必然还有隐私的失去，和更多私域的伤害。
此时此刻，和那些遭遇“人肉搜索”之虞的官员相比，谁能说何文凯的可能遭际又有多少区别？无论是因为一根皮带或者是一包香烟，继而在网友的深入追查中，让一个贪腐官员再无藏匿之地；或者是一个自以为廉洁的官员，他果敢地选择了“人肉搜索”的清白表达方式，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次优”的监督现实：纵然可能会有人肉搜索之后的惊喜，但将对官员清廉状况的监督托付给了不确定的网络，这本身就充满风险，也难有稳定和持续的监督效应。
所以，回到何文凯事件本身，必须条分缕析的，是他公开表示清廉后所遭遇的信任危机。既然官员个体的言行无法被取信，那么就必须提供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或展示，来让官员的清廉被更多人所看见，让何文凯这样的不惮于自陈清白者，也不至于孤立无援——而这，恰恰是何文凯事件中更大的缺位。
执拗和缺位，是如此鲜明地共存于何文凯事件之中，但它们再次证明的，不过还是官员财产公开的必要，以及官员财产公开的“中立性”。谁才能为一位“求人肉”的官员证明清廉？除了官员财产公开给出的透明信息，不会再有其他。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