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苗炜撰文《为文艺青年一辩》（见7月29日人民网文史频道），文章认为，不知从何时起，文艺青年被妖魔化了。苗文描述了三种被妖魔化的情形：
某辆开往尼泊尔边境的大巴上，某个女青年痴呆呆地望着窗外，她要去加德满都，口袋中没几个钱，到了加德满都不能坐飞机看珠峰也不能参加徒步，只能在便宜的旅社坐着。女青年说，我就是想去尼泊尔发呆。
某个丽江酒吧或者大理客栈，某个女青年蹭吃蹭喝，已经欠了不少房钱，她痴呆呆地望着酒吧歌手，还想着和歌手打一炮。她穿着棉质长裙，长头发，扎成马尾辫子。
某个男青年，怀揣着文艺理想，来到京城，进入某书店当起了售货员，工资很低，但书店是个理想主义的地方，男青年天天吃五块钱的盒饭，在地下室里写小说。当然，还可以改成流浪歌手版本，住在地下室里，天天写歌。总之，他们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还想着买一个有情怀的手机。
苗先生的文章中，充满了对上述文艺青年的鄙视与不屑，并以自己身边的文艺青年作为事例，说明文艺青年应该是这样的：在精神生活上有更高一点儿要求，不喜欢肤浅的娱乐，他们不仅要过上安逸的日子，精神生活上还要丰富，能欣赏里尔克，能去欧洲玩玩，有这样的追求，自然花费不少，智商也肯定够使。
苗炜先生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文艺青年”概念，很现实，与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宣传的价值观不谋而合。有钱的才可以是文艺的，此等观点实在不堪一击。
其一，有钱没钱是个相对的概念。不知道苗先生身家几何？几百万，几千万，还是多少亿？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与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的那些人相比，苗先生一定是穷光蛋一枚。如此说来，苗先生还有什么资格对文艺青年说三道四？
其二，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很多艺术家物质生活并不富有，有些甚至贫困潦倒。国内外不乏这样的事例。米开朗基罗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梵高生前也是捉襟见肘，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成为艺术巨匠，留下了大量传世之作。如果按照苗炜先生的观点，这些艺术家显然是没资格爱文艺的。
其三，将文艺与物质挂钩，本身不合逻辑，也俗不可耐。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不可能所有人都能挣大钱、住大房子、开豪车。按照苗先生的观点，文艺青年必须会挣钱。请问苗先生，那些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是不是连看一场电影，甚至一本《三联生活周刊》《小说月报》的权力也要被剥夺？
见过无耻的，还没见过像苗炜先生这样如此赤裸裸宣扬拜物教的。难怪《新周刊》曾发出感慨：“这是一个物质丰盛、诗意寡淡的时代，一个盛产亿万富翁、欠缺生活家的时代，一个‘有一种毒药叫成功’、而人人饮鸩止渴的时代，一个集体沉迷于高速工作、功利社交、名牌消费的时代。”
所谓人各有志，正如一首歌唱到的那样：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错，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然而，这并不代表没钱的人就连追求精神生活的权力也要被剥夺。苗炜先生的此等观点，有意无意的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对没钱的人充满了歧视和鄙视，这与我们这个社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在相去甚远。
世界是苗先生这样的有钱人的，也是千千万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没有了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苗炜先生恐怕连西北风也没得喝！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