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中国经济网评论员梁瑜认为，目前，地方债的偿付问题不大，但是，地方债的过快增长趋势需要遏制。未来，还需要继续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改变政绩观，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等具体举措来从根本上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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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9月，审计署按照“见人、见账、见物，逐笔、逐项审核”的原则，全面摸清了我国政府性债务的底数。近日公布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859.17亿元。
情况不算太糟，债务风险总体可控。2012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的总负债率为39.43%，低于国际60%的控制标准参考值；全国政府外债占GDP的比率为0.91%，远低于国际20%的控制标准参考值。中央政府债务风险不大，主要集中在铁路总公司，其他债务风险可控。伴随着铁路投融资机制改革的启动，债务风险化解的路径也较为清晰。唯一令人比较担忧的是地方债的增长速度。
应该说，目前地方债的规模还是比预测的乐观。之前，市场普遍预期中国地方债务规模在20万亿左右，比如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就预测，中国地方债务约为19.94万亿元。尽管这次审计署公布的数字没有预期那么大，但增长趋势却不容乐观，截至2013年6月底，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105,789.05亿元，比2010年底增加38,679.54亿元，年均增长19.97%。其中，省级、市级、县级年均分别增长14.41%、17.36%和26.59%。
2014-2016年是地方政府还债高峰期，地方债增长速度较快，地方政府的日子肯定比较难捱。其实，政府负债是现代国家的普遍现象，二战以来的世界大型经济体就没有真正清偿过自己的债务。2013年10月，美国联邦政府还因举债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连续关门16天。对我国来说，中央政府不会眼看地方政府没钱还债关门，但中央政府若为地方债兜底，也会带来道德风险，甚至刺激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因此，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靠地方政府自己还债，这就需要弄清地方债增长速度过快的原因。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原因主要有四。其一，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从增长分布看，地方债主要集中在县一级政府。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就一直遭到诟病，在县级及以下政府尤其如此。分税制的改革方向是没错的，但是，省以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县级财政没有独立的税种收入，财政收入难有保障。
其二，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分依赖。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购入土地，转而以一定溢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再建造密如蜂窝的楼盘。这个快速生钱的模式在很多城市被简单复制，但却忽略了房价下跌的风险，国内几个知名的“鬼城”就是例证。要还钱，只有让土地价格上升到足以覆盖开发成本，但这又抬高了房价，与目前房地产调控的目标相背，因而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其三，一些地方政府对GDP盲目崇拜。大修大建是最容易见到政绩的，官员为了升迁盲目追求GDP，甚至出现了“欠债越多的地方，发展得越快，地方官员提拔得越快”的怪象。
其四，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不规范，缺乏硬性约束。按照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在财政运行中开列赤字，不得发行地方债券，不得提供担保等，但相关法律存在一个漏洞，市、县、乡可以设立间接的融资工具。这类机构由地方政府所有，但按公司形式组建，它们拥有借款的自由。
目前，地方债的偿付问题不大，毕竟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地方债资金大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灾后重建、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投资，属于优质资产。但是，地方债的过快增长趋势需要遏制。可喜的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地方债务的风险问题已经受到重点关注。近日，中组部印发通知，明确规定“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未来，还需要继续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改变政绩观，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等具体举措来从根本上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中国经济网评论员 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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