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子讨车”、底层沦陷与全民红包

2013年11月21日 07:29   来源:红网   庄华毅

  摩托车被厦门金山派出所民警暂扣了,非法载客的苏某竟跑到派出所大闹,还让他的老婆把两个小孩,一个一岁,一个三岁,丢在值班台上。说摩托车不还给他,就得帮他养孩子,而且一丢就是整个晚上。派出所民警不得不当起了“奶爸”。18日,这个爸爸因涉嫌扰乱派出所单位秩序被拘留了。(11月19日《海峡导报》)

  该事件有这么个细节:

  “妈妈,我要妈妈!”2个孩子哭着追着妈妈一路小跑,但苏某的老婆头也不回,狠心走出派出所大门。

  相信家有幼儿的,看到这片段都会心酸。对自己孩子都这样,你真的很难指望他们自觉地信仰法律。

  想起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观点:当生存生态恶化,底层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沦陷的全过程。

  “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沦陷的全过程”,苏某是否有更多资源我们不知道,但生活应该不宽裕。他事实上已经迈出了“沦陷”的步伐,而“沦陷”的受害者首先是自己的舔犊之情和幼儿。

  如果说苏某只是迈出步伐,那么昨天广州的两则新闻却让人震惊。一个是深圳宝安区,短短五年,被发现的未婚妈妈杀婴案就有10起;另一则是广州贫穷女菜农徐月妹,因为孩子受伤的赔偿问题,在小学教学楼推女儿下楼、抱儿子跳下。儿子死去,女儿重伤,自己生死未卜。

  当底层在心灵,道德和行为上走向沦陷,承担这些压力的,还有悲催的基层管理者。厦门金山派出所遇到的这案例,我们也看到耐人寻味的另一个细节。苏某第一次违法被逮到就诉说有孩子要养,当时警察让他回家。可以说,在情与法之间,他们最大程度地“把枪口抬高了一厘米”。但这一厘米没能让苏某抵御他的沦陷,在新的违法面前,警察也不得不选择了“法不容情”。事实说明,对底层在穷困中的沉陷,执法上个别的柔情与宽松可以带来些许温暖,但很难阻止其趋势。

  新闻最怕串起来读。明年澳门将继续实施现金分享计划,也就是向每个居民发“民生红包”,对此我们这边有专家称这是“懒政”,没借鉴意义。

  贬低往往就是抗拒。从2008年初上海政协委员刑普提出发“全民红包”,贬低就不绝于耳,有人说大家都发钱了,财富没增加,等于啥也没做。但耐心算一下就知道,亿万富翁收到1万元和月入两千的人收到1万元,会一样吗?“全民红包”某种程度上是绕开具体阻力,直接摊薄贫富差距。所以当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也这样建议中国时,拿经济规律说事的声音就没了。不料现在又冒出个“懒政”说。

  我们不知每个人口五千或一万的“民生红包”对苏某,对徐月妹等家庭有没意义,他们会不会像某些专家一样讨厌这样的懒政。但我们知道,这类政策在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已实施一段时间,我们内地的穷人应该比他们更需要这“懒政”。

  “懒政”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举手之劳。当人们为这样的“举手之劳”呼吁了五六年依然被充耳不闻,很让人担心,我们到底愿意拿出什么勤勉之策,来抵御日渐扩大的底层沦陷?

(责任编辑: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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