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德育应能让学生成为具有爱国精神、守法精神，具有健全人格的、有用的、让人满意的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成为积极进取的中国公民，并具备对世界开放的胸怀。我所理解的爱国包括热爱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譬如，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艺术、我们的善良风俗等等。事实上，一个人只有生活在他所熟悉的语言、熟悉的交往方式、熟悉的风俗习惯中，他才容易感到惬意和满足，这种水乳交融的感觉是任何物质金钱购买不到的。正因为如此，许多移民国外的华人、黑人、犹太人、拉丁人才要建立自己的社区，尽可能多地选择与“自己人”打交道。这不是狭隘而是自我对文化身份的相互识别与认同，延伸出来就是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
爱国教育是历史课天然的组成部分。就文化和身份的认同而言，孩子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我是谁？我为什么会这样？这就使得历史课要尽可能从孩子现实的体验出发，在现实和过去之间搭建起桥梁。
比如，学习科举制时，我们首先从孩子报课外辅导班说起，从新东方在国外上市说起，对比国外的情况，讨论中国家庭对读书学习的重视程度为什么远胜于国外？这种状况是不是好事？讲宗法制度时，我们先从春运这一世界独一无二的人口大迁徙现象说起，讲到中国人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特别重视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情和伦理，为什么我们具有这样的行为方式呢？根源在哪里？很自然地我们就把西周开始确立的宗法制度联系起来了。讲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时，我们先播放了BBC制作的纪录片《中国人要来了》的片段，片段里有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其中一个一致的评价是“中国人很勤劳”，为什么中国人很勤劳？这就要追溯到古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农耕，游牧民族用畜牧的方式只能养活一个人的土地，到了中国人手里却要养活20个人，只有精耕细作才可能做得到。当我们出示了北魏时期中国农业的单产量就已经超过欧洲10倍以上的史料时，学生们震惊了，对我们的祖先油然而生敬意。
我想，这就是爱国主义教育，一种建立在真实历史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教育。
当然，德育不仅仅有爱国教育，还应该有守法的教育。守法的基础是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孩子们只有从小就养成遵守契约和规则的习惯，成年以后的法制观念才能水到渠成。缺乏契约精神往往是我们欠缺的，对成功的渴望，对权力的向往，常常压倒了本应成为道德底线的契约精神。在课堂上，在聊天中，在文章里，我多次在学生身上体察到了社会投射在他们身上的功利主义。可喜的是，学生身上有无穷多的可能性，只要我们的德育工作到位，契约精神就有可能压倒功利主义。
前不久，我跟学生讨论李鸿章。他们并没有简单地认为李鸿章是卖国贼，但对李鸿章杀降的态度意见不一。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李鸿章在苏州诱降了3万太平军将士，然后出尔反尔杀掉了他们。对此，不少同学认为：“李鸿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投降者倘若真降，那么，他们投降后的忠心值得怀疑；倘若假降，便对今后埋下了隐患。倘若不杀，将来岂不是更麻烦？”
讨论中，契约精神与现实利益的冲突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即现实中的利益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时，放弃对契约的遵守是可以接受的呢？几经讨论，一位同学的看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他认为：“若是人人都过河拆桥，那么人与人之间怎么合作？一切合作都只能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一次尔虞我诈，可能换来永远的勾心斗角，还有谁能过安稳的日子？”
最后，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古人说，行大事，不拘小节。政治家是否一定要言出必行呢？我看未必，林肯为了让国会通过废除黑人奴隶的法案，也曾欺骗国会，大家可以看一看《林肯》这部电影。但是，这并不等于政治家做人可以没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自己跟良心缔结的契约，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突破的标准，否则，就不是底线。没有底线的人是可怕的，没有底线的社会是绝望的。”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崇尚“好人”的民族，深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自我完善文化的影响，还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老训条，这些都很容易被借用来为我们远离社会理想，逃避公民责任，构建自我安慰的精神巢穴。人们因此更愿意以独善的“好人”自居，而怯于以兼济的好公民自励。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未来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今天我们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以培养负责任的好公民为目标的德育，我相信换来的是理性和谐的未来社会。
（作者为中学历史特级教师）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