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建柱、赵乐际分别出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韩正、孙政才分别出任上海和重庆市委书记，拉开了十八大后到明年两会进一步人事任命的大戏。中央和国务院部委、以及很多大的地方党委、政府将有新的领导出任，并将带动更多的干部任命。
这一轮人事任命将深刻影响未来5年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格局，在中国发展最较劲的这段时期里，这一布局很关键。
中国的很多省、市、自治区如果以各自的经济总量或者人口总量拿到世界上去比，都超过了一些经济和人口相当靠前的国家。比如河南省如果按一个“国家”算，人口在世界上排第13，经济总量排第28。江苏省如按“国家”计算，人口在世界上排第16，经济总量排第19。即使青海，人口和经济总量也都比蒙古国大得多。
治理中国的一个省区，其艰难和复杂程度常常比治理欧洲的一个国家还要突出。城市化进程卷入了所有省区，中国各地的人口流动都很活跃，人们的诉求增加很快，旧的矛盾尚未解决干净，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各地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在解决它们的同时，又要遵循、维护国家的一体化，地方党委和政府是维系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关键执行者。
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都可能产生全国影响。地方反应快，处理得好，国家就会多些平静。地方反应慢，处理失当，矛盾就等于“上交”到国家层面，中央的权威就要跟着受损。
从最近两年看，中国基层发生极端事件并产生全国影响的情况越来越多，充分反映出中国基层的治理之难和风险之大。基层民众权利意识的增长速度比基层工作方式的改变要快，尤其在县一级，对它们有可能成为全国舆论焦点既缺少思想准备，也缺少应对办法。
省、区、直辖市的重要性在逐渐凸显。它们解决问题的资源和手段在变得丰富，这意味着舆论对省一级的期待同时在增多。今后省一级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国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承担更多责任，这有利于问题的快速解决，避免问题的无限扩大化和上纲上线。
各地省一级机构有必要对辖区内出现的问题加强公开表态，让公众了解问题的处理过程。这些实践可以成为改革的公开探索，给中央多留一些总结、整理的空间，从而在整体上既增加各地的活力，又保持国家的稳健。
地、县两级是社会建设的前沿，更应鼓励两级领导在处理各种问题中的积极和活跃。越贴近问题，官员出差错的概率越高，一方面要坚持问责，一方面又要促进官员们遇事主动担当，而不是推卸责任，这需要对官员的奖惩制度以及退出机制做进一步合理化的探索。问责有的是“一撸到底”，有的则不是，这一点要向社会公开讲清楚，寻求全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它一方面需要中央的权威领导，一方面也要层层分解成各级政府的具体任务和责任。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有些很基层的事，就是由于个别官员的不作为或者缺经验，但造成的政治损失却是全国性的。今后这样的情况必须扭转。
中国是一盘大棋，但它的局实在太大，要求每一个局部都尽最大努力营造全局的优势，而不是为全局增添或遗留一个难题。地方之所以越来越吸引关注，就因为它们已经是形成或决定国家整体政治面貌的“主战场”。▲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