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在多年后，人们将如何看待这个年代曾经出现的两个现象：一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为重点的区域一度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逃离北上广”现象。前者以农民工为主体，后者则以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为主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流动的时代，但是为什么，他们为了寻梦而涌向城市，最终却不得不黯然地选择逃离？能够读懂这一点，也就读懂了这个时代的真实与悲情。
据7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报道指出，一方面，“逃离”源于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变得更加严峻，“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另一方面，则是二、三线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强。一些专家开始积极疏导这股逃离者的情绪，如正视大城市的“挤出效应”，二、三线城市更有广阔空间。还有人力专家无比乐观地看到了这些人才向下流动给二、三线城市带来的机遇。
如果“逃离”是一种正常流动现象或良性淘汰机制，那么为什么被挤出的总是外地人？如果这些“逃离北上广”者真的是二、三线城市的福音，那么为什么不是源于这些城市的真诚召唤与优厚待遇，而是一种被动的收受？更重要的是，在一些资源、机会、公共服务完全不能与大城市同日而语的二、三线城市，这些年轻人真的能够逃向幸福与美好吗？恰恰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出：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在一个故乡早已沦陷的时代，那些逃离了一线城市的人们，又将如何逃离家乡的现实积弊？
假如那些逃离者真的是出于一种自主的理性选择，那么我将认同那些专家们的欣悦。但是对这样一个族群而言，“逃离”已根本不是一种选择，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其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则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在一线城市存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公的现象。
梦想总是很丰满，现实总是很骨感。不容否认，经济发展的失衡和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仍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巨大优势。在起初，人们正是因此而蜂拥而至。然而，这些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的一线城市，显然远没有建立起一种公平的、一视同仁的人才竞争机制与制度安排。比如房价畸高的现实性不公，户籍以及附着于其之上的种种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平等。在今天，人们正因此而逃离。
这只能是一次悲情的逃离，很难称得上理性地回归。对幸福生活的拥有与追求，从来不可能以“逃离”的方式抵达。
（责任编辑：侯彦方）
